第二天一早，我拎着个黑色塑料袋出了门。天刚蒙蒙亮，街上人不多，只有几家早餐摊冒着热气。我选了个不起眼的五金店，把袋子递给老板：“师傅，帮我改装一下。”袋子打开，是一身皱得像抹布的西装和黑色皮鞋。老板眼皮都没抬：“剪开重做还是小修？”我指了指袖子和裤腿：“短了，改成休闲款，要能活动。”

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，手指上全是油污，他拿着皮尺量了量，突然抬头看我：“这料子还行啊，是你自己裁的？”我懒得解释，就说是买的便宜货。他在缝合时补了一句：“现在的年轻人，穿得干干净净的多好。”我嘴上应着，心里想着等下把他包里的老花镜顺走。这小偷当得有点丢人，但胜在隐蔽。改装好的衣服利索多了，深灰T恤配黑色牛仔裤，皮鞋也擦亮了。我照了照店门口的玻璃，脸上还挂着昨晚被人打乱的杀气，得想办法处理一下。

我拐进火车站旁边的小巷，找了个打牌的空隙，把脸凑到旁边老太婆的旧化妆镜前。她正埋头数牌，我见状就拿过她搁在腿上的小梳子扒拉了几下头发，又用手指蘸了点唾沫使劲抹在眼角，权当卸妆。末了，我自言自语：“哎呀，我脸上有东西吗？”老太婆抬头瞥了我一眼，嘀咕了句“年轻轻瞎操心”，继续打牌了。这套组合拳下来，我至少能混过明天的监视。现在的关键是怎么拿到那笔钱，白泽那电话号码是唯一线索。

中午时分，我蹲在一家饺子馆的角落，手机屏幕几乎被磨花了。电话簿里只有两个名字，一个是“任务人”，一个是“供应商”。供应商那边昨天刚汇过款，现在联系也没用。我盯着“任务人”三个字，脑子里走马灯似的闪过各种可能性。对方是个女人，这一点我记得清楚。就在这时，后厨传来“滋啦”一声，油烟味呛得我眯了眯眼。老板娘端着大盘小盘走出来，吆喝着让各就各位。我趁机抄起手机，把“任务人”这三个字改成了“老仇”。

老板娘见我鬼鬼祟祟，端着茶壶在我面前一顿猛墩：“要点菜不？还是说您老人家自带干粮？”我赶紧掏出手机菜单点了个小份拍黄瓜，这才缓过神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