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我在爷爷家，他正坐在藤椅上晒太阳，手里摩挲着个破旧的军用水壶。阳光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，晃得人有点刺眼。他突然抬起头，用眼角的余光瞥了我一眼，开口道：“想听爷爷说那会儿的事？”

我心头一紧，连忙点头。这些年，他总断断续续地提起过去，有时是在酒酣耳热时，有时是深夜里对着墙发呆的时候。我偷偷把他的话记在小本本上，拼拼凑凑，勉强成了一本书。但今天，他好像有不一样的情绪。

“那年头啊，”他声音低沉，像是迷了路的老猫在回忆，“我们连队驻在冀中某村。村子不大，周围全是盐碱地，风一刮，能把人眼都刮红。”

他呷了口水，水壶在他手里像块温热的石头。我凑近了，看不清他眼睛里的光，但能感觉到那股子沧桑。“说是敌人扫荡，其实也就是几个伪军，外加一挺歪把子机枪。可他们硬是能把我们村搅得天翻地覆。”

我听得入了迷，爷爷的语气不像是讲故事，倒像是身临其境。他顿了顿，突然压低了声音：“那天晚上，月亮挺圆，就是黄得吓人。我负责站岗，其实也就是个拉风的士兵，啥真本事没有。”

“枪声一响，我就知道不对劲。”他比划着，一只手揪住我的衣角，“敌人从三面摸进村子，鸡飞狗跳的。我们连队的人躲在老乡家的地窖里，就那么几十号人，对面是人山人海。”

“我瞅见个小丫头，也就十三四岁，穿着红嫁衣，被几个日本人按在地上。那脑袋……”他突然停住了，好像被什么堵住了喉咙，“那种场面，现在想想都心惊肉跳。”

我握紧了拳头，指甲都快掐进肉里。爷爷没多说，接着往下讲：“后来，连长组织突围。天蒙蒙亮的时候，我们才摸到亲戚家。村子里，活着的没几个。我那指导员，看着一群百姓被拉走，最后那句话我记一辈子——‘兄弟姐妹们，等着我们再回来！’”

他声音戛然而止，沉默了半天。我给他续水，手不小心碰倒了他的水壶。

“哎哟！”他一激灵，伸手去够，差点栽倒。“老胳膊老腿了，使不上劲儿。”他嘟囔着，自己摸索着扶住旁边的木凳。

我赶紧过去扶住他：“爷爷，我帮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