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叫张磊，二十六岁，在S市这座巨大的城市里，活了六年。六年里，我做过最“上进”的事，就是从一个工地小工，换了个下水道疏通的活儿。月薪四千出头，够租个离公司远得离谱的合租房，够在超市精打细算买主角打折菜，够月底省吃俭用还能偶尔请请同事喝两瓶啤酒。

我本来以为，这辈子就这样了。开个小电驴，听个收音机，干完活回家睡觉，明天的太阳一样会照常升起。没什么大不了，就是大多数底层打工人的剧本。可谁也没想到，老家打来的电话，彻底打乱了我的计划。

我妈在电话里哭得不成样子，声音都在打颤：“磊子，你……你赶紧回来一趟，你二舅……他……他没了。”

二舅是我妈的亲弟弟，比我大九岁，以前也是个建筑工，后来自己做了点小生意，开的还算可以的国产SUV。我妈说他最近身体不大好，一直咳嗽，前阵子还去了医院，检查出来……肺癌晚期。

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二舅不是那种会认命的人，他以前总说我窝囊，说我不懂拼命，结果倒好，他倒是想拼，却拼不过这病魔。

“妈，你别哭，我马上订票回去。”我声音有点发颤，不是因为二舅的死，而是因为一种莫名的心慌。就像有人猛地推了你一把，你发现自己正站在一个不知道会滚向何方的斜坡上。

三天后，我站在了老家那栋熟悉的四层小楼前。楼看着有些斑驳，墙皮剥落了些，但门口那两棵泡桐树，还是那么挺拔。二舅家住在三楼，我去的时候，他老伴儿正坐在阳台上哭，一脸的憔悴，眼圈都肿了。

“磊子，你来了……快上楼坐，”她站起来，接过我手里的行李，声音同样沙哑，“你二舅……他……他走得很安详，就在两天前，睡过去就没再醒过来。”

我跟着她上了楼，二舅的房间布置得还算干净，病床被收了起来，只有一个衣柜孤零零地立在那儿。二舅平时挺爱整洁的，这就怪了。

“他最后说的什么？”我不死心地问二舅的老伴儿。

“他说……说想看看城市里的高楼……”老伴儿摇摇头，“说想看看电视里报道过的那个……‘西岭大厦’……”

西岭大厦？